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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提到推动中国教育研究发展具有当代创新意义的学者，许多人脑海中会浮现的名字是叶澜，她主张的“新基础教育”、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有广泛影响。她写的随笔，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教育对生命的情感与哲思。

这个寒假，我们特开辟专栏“俯仰间会悟教育”。在这里，通过与大家分享教育家叶澜的随笔、散文，共同感受她对教育的自觉领悟与使命担当。

希望这个系列对老师们会有帮助，祝你们假期愉快。

中国教育学会清楚地记载了自己的诞生日--1979年4月21日。那是一个万物遭劫后的春天，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起始的春天，是教育事业和教育学研究开始复苏的春天，是学术研究团体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喜气和希望的春天。“中国教育学会”，多么气派的名称，多么博大的包含!

作为中国教育学会一员的我，却已说不准确自己哪年、哪月、哪日开始成为其会员，何时开始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的活动。只记得自己当时是作为团体会员中的一员入会的，因为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师，自然就是中国教育学会的成员。缘起于如此这般的自然，无怪乎说不清何时结缘。

第一次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的会议在1984(或1983)年的初夏，地点在当时的中央教科所。这是教育基本理论分会召开的一次会议。议题主要是关于教育学教材体系的研究，与会人员大多是讲授教育学的教师。我与雷尧珠老师作为华东师大的代表参会，会上我做了关于“教育概论”编写思路的发言。

这是我第一次在超出学校范围的专业人员讨论会上发言，第一次与校外的一批前辈相遇: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济先生、中央教科所的张同善先生、华中师范大学的郭文安先生、曲阜师范大学的陈信泰先生等。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同人的关注。

意外的是，在会议结束前进行的教育基本理论分会主任委员的推选中，我这个第一次参会，且只是一名讲师的普通教师，却被选为分会的副主任委员。老先生们用这一推举让我体会到他们对青年教师的期望与厚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开始。

由此，我和中国教育学会结下了承担一份责任的缘。中国教育学会也为我搭建了与全国教育理论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的舞台。多年来，联系、指导教育基本理论分会的是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我校教育学前辈瞿葆奎教授。在他的带领下，在张同善先生、王道俊先生两届主任委员领衔和全体副主任委员的通力合作下，我们分委员会的工作正常、逐步推进。每两年一次的年会，瞿先生必亲临，主题必反复讨论。这是一段学术快乐成长的历程。作为初步承担分会工作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远不只是学会工作，而是学问、胸怀与人品，是中国教育学会使我结缘于诸多良师。

中国教育学会将几代人凝聚在一起探讨学问，促进了我和当时一批中青年教师成长，我们都得益于教育学会的工作和活动。我忘不了当时较真、开放的学术氛围，民主、平等的交流争论，不争利、不言权的学会品格，让我享受着只有在这个群体内才能感受到的学术情缘。

1989年，中国教育学会开展了第一评奖活动:十年优秀论文奖评选，这是学会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活动之一。我不是评委，也未提交论文，事先并不知道此事，但事后却得到了奖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发表的一篇论文《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这是我获得的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奖项，它给我的鞭策和鼓励极大，让我增强了对自己研究主题和研究能力的自信。从今天看来，这个奖项也许并不大，但在我的学术成长史上，它却是零的突破。尽管没有奖金，没有隆重的颁奖仪式，然而，这是前辈们认真评议的结果，是沉甸甸的，它内含着纯真年代最朴实的光华，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也给了我在浮华年代不随波逐流的定力。这是我与教育学会的心缘。

2000年，在学校推荐和顾明远先生等前辈的提携下，我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自然，在我入会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有了这一天，内心除了感谢和荣誉感外，更多的是一种不安。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内结构和成员构成又十分复杂和多元，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的责任自然是重大的，我怕担当不起。于是，只好这样想:好在有德高望重的顾明远先生当着会长，好在有一大批出色的北京驻会常务副会长顶着，我作为“新兵”，又在上海，责任可少一些。这是在我所担任的各种学术领导工作中，自己最多依赖思想、最少贡献的一项，名不副实，心中常存负疚。